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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心

我不能选择那最好的,是那最好的选择我。--泰戈尔

 
 
 

日志

 
 
关于我

出生逢战乱,童年遇混乱,少年饿昏乱,青年遭动乱,壮年始忙乱,中年倍杂乱,老年仍慌乱,晚年或意乱,诗文也胡乱,一生总凌乱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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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的知青故事:劫牢风波(原创)  

2012-12-05 07:57:32|  分类: 往事碎片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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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少中国人给孩子起名字时,都寄托了某种愿望,或为自己,或为孩子。父母给孩子起个吉祥的名字,愿望当然是好的,不过,孩子的未来是否如父母起名字时所希望的那样,就很难说了。我上山下乡插队山区时认识的一位名叫“守法”的男知青,就是个事与愿违的例子,他的所作所为一点也不守法,而由于他的不守法,也让我和我的插队朋友东德不守法了一次。

我是通过东德与守法相识的,听东德说,前几年闹红卫兵时,守法还是省城某红卫兵游击队的头头,想象中,他当年也是挎枪驾车横冲直闯在街头,带着武装队伍打打杀杀的主,因而我每次与他相见时都有一点肃然起敬之感。

1970年,我和东德都被召集到公社搞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,虽没有报酬也不记工分,但管饭,无非是吹拉弹唱跳舞演戏,可以名正言顺地逃避辛苦的田间劳作,我们也乐而安之。在宣传队混了一阵,认识了不少公社干部和工作人员,与我们常来往的是几个临时在“群众专政队”里帮忙的复退军人,我和东德时常去他们驻地,用那里的锅灶煮东西,跟他们凑在一块抽烟喝酒打牌吹牛。

所谓群众专政队其实就是变相的警察队,干的是抓人关人审人的活。它设在村边的一个废旧仓库里。山区农村的仓库是木架结构,四周夯一圈土墙,土墙一面开个大门,大门上再挖个小门供人员进出。仓库有两层,土墙只夯到一层为止,不算高,他们几个专政队员住楼上,楼下隔一间大屋作牢房,那里每天总关着人,也不知犯了什么事,我猜想,无非是“地富反坏”四类分子。

入秋后一个逢初一的圩日,四面八方的人都涌来公社所在地赶圩,挑的扛的,买的卖的,人头攒动,比肩接踵,十分喧闹。我和东德也上集市闲逛,想买点米粉,去群众专政队过“生活”(当地农民把改善伙食叫“过生活”,可见在他们心中,平日过的不是生活)。看到不少插队在偏远自然村的知青也来赶圩,我心想,也许会碰上几个熟人,果不其然,没多久就遇见了守法。守法说他只是出来散散心,呆在那个荒僻的山村,整天干的是累死人赚不到钱的农活,吃的是饿不死没肉没油水的饭菜,睡的是多恶梦少美梦的懒觉,时间久了,人都变傻。守法插队的那个自然村就俩知青,说他们孤苦伶仃也不为过。虽然知青命运都一样,被赶出城市,被流放到最艰苦的地方,离乡背井,无依无靠,但我和东德好歹插队在大乡,有几十个知青生活在一起,一人有苦,大家相慰,一人有难,大家相帮,一人打架,大家相助,群进群出,群吵群闹,成一团体,算一势力,当地农民也让我们三分,相比之下,守法他们孤立无助,处境更为悲惨。我们和守法在街头闲聊了几句,理所当然地邀请他跟我们一起去“过生活”。守法很是愿意,只是不好意思,说:

“我空着手,没带吃的,是不是也去弄一点?”

“还要带什么?带嘴巴就行了。”东德爽快地说。

守法还是客气,说:“要不这样,你们先走,我去办点事,随后就来。”

“也好,”我说,“不过,一定要来呀!”

群众专政队的刘队长二十五六岁光景,一米七的个头不算高,但在那个时代,在山区农村,也是壮汉一个。他比我们大不了几岁,看起来却比我们老成。听他吹牛说,他参军后第二年就入了党,评上过五好战士,本想好好在部队干下去,可惜因为文化程度太低,干到副班长就止步不前了,到点只好退伍回乡。与他交往中,我总觉得他有满肚子的怨气,也许是出外见过几年世面,不再安心务农了。他仗着自己是党员,有时还会放肆到讲一些出格的话,比如说“我们农民锄地,第一锄是为中央领导,第二锄是为省级领导,第三锄是为地级领导,第四锄头是为县级领导,第五锄是为公社领导,最后一锄才是为自己。”等等。我还觉得他有点霸气,也许是在部队当过副班长,发号施令了几年,也许是搞了“群众专政”工作后,时不时审讯阶级敌人,拍桌子挥皮带,吹胡子瞪眼,大声喝骂威逼,惯成了毛病。

那天中午,我和东德在群众专政队跟刘队长他们几个退伍兵“生活”过得还不错。其实也没什么,无非是清汤米粉多几滴油多几块狗肉(罪过罪过,狗崽子是现抓现宰的),再加一瓶劣酒而已。守法到底还是没来,我们也不在意,本来就是偶尔碰上了客气相邀。酒足饭饱后我和东德回到住处,无事可干就下棋,我哪是东德的对手,让我四子还被他杀得顾此失彼七零八落。几盘棋下来又到了晚餐时间,在公社食堂吃饭时,听人议论说有个知青偷鸡被当地农民抓获后送去群众专政队。我们很好奇,这个知青会是谁呢?一打听,大吃一惊,被抓被关的竟然是守法。

守法是在一条僻静的小巷追扑一只母鸡时,被几个农民看到,慌不择路逃进一条死胡同,寡不敌众束手就擒给送到群众专政队来的。当我和东德去群众专政队看他时,他懊悔地告诉我们,他再傻也不至于傻到在公社所在地在赶圩的日子里去偷鸡,只是因为我们请他“过生活”,不好意思空手来,就想顺手牵羊抓只鸡来凑份,没想到运气太差,狼狈地被抓住关了进来。这时我们才明白,守法刚才说的“办点事”就是去弄只鸡。守法自己觉得很没面子,我和东德也觉得他很丢份,堂堂的一个红卫兵游击队司令,竟然落到这步田地。我感觉守法这次凶多吉少,群众专政队在那个年代毕竟代表官方的权力和法律,虽然守法犯的事不大,但在那个年代,正经良民人身权利都无法保障,何妨他是被抓了现行的偷鸡贼?他这一关进来,不折腾几天恐怕是出不去的。我和东德觉得,守法是因为我们请他吃饭才出事的,我们有责任救他。我们试图跟刘队长说情,看能不能网开一面,放了守法,刘队长立即瞪眼答道:

“我能做这种事吗?他是小偷,我是队长,我有原则,你们不要保他。”

看来刘队长是不顾交情铁面无私了,我们只得安慰了守法几句,说再想想办法,就离开了群众专政队。我问东德接下来该怎么办,东德说:

“能不能找依茂商量一下,让他叫几个知青,把守法抢出来。”

公社所在地的生产大队插队有三十来个知青,他们来自省城同一个中学同一个红卫兵组织,依茂是他们的头目,叫依茂召集十来个男知青大概没问题。但这次毕竟不是一般的打群架,而是去冲击政府专政机构抢“犯人”,恐怕不是所有的知青都愿意干都敢于干的。如果事情闹大了,县公检法系统插进手来,可要吃不了兜着走。当年知青被赶到农村,一肚子怨气,但再怎么撒野犯浑,都有分寸,也还要考虑个人的前途。再者,我们跟依茂他们不是同一大队的知青,如果是我们自己出事,他们能否出手相帮都成疑问,何况是去帮素昧平生的守法?我把疑虑跟东德说后,东德也觉得此路不通。

“要不这样,”我说,“我们半夜去把守法偷出来。”

“偷?怎么偷?”东德有点兴趣。

“当然是神不知鬼不觉,溜进专政队,打开牢房,放走守法。”

“难道专政队夜里没人值班?再说,大门怎么进?牢房怎么开?”东德信心不足。

“聊天时听刘队长说过,他们夜里不用值班,那些犯人老实得很,开着门都不敢跑。再说,他们往哪儿跑啊?跑得出无产阶级专政的天罗地网?大门开不了可以翻墙进去,我好几次去他们那里,懒得等开门,就是翻墙进去的。至于开牢房,那更容易,你没注意锁牢房的就是普通的挂锁,用万能钥匙一捅就开。”我胸有成竹地说。

“那好,干吧!”东德下了决心。

那年头,国家电网还未拉到山区农村,即使像公社所在地这样的大乡,夜里照明用电也是靠自己建立的小发电厂供应,电流不足,电压很低,灯光非常昏暗。入夜后,乡里居民都熄灯入睡,四周凄空,万籁俱寂,除了主街(也就是两三米宽的石板路)有两三盏照明灯外,其它地方漆黑一片。十二点过后。我和东德离开驻地,开始执行偷出守法的计划,这时,我不由联想起月黑杀人风高放火的强盗行径,既兴奋又紧张,还感刺激。我们手提电筒,悄无声息地一前一后地朝专政队走去。从外头看,专政队没有一丝灯光,黑乎乎一簇。专政队大门前有一块开阔地,原先可能是打谷晒谷的场地,因为早被废弃,地面破损凹凸。黑暗中脚高脚低的,我和东德也不敢打开电筒照路,还煞有其事般地猫腰潜行,接近墙根,闪进门洞。一切都跟所设想的那样,我把电筒塞在裤袋,攀上墙头,从一处破缺的板壁洞钻进屋,顺着木柱滑落地面,摸到大门,打开小门让东德进来,两人蹑手蹑脚再摸到牢房门前,因为熟悉环境,我们都没亮电筒,只是开牢房门锁时,东德亮了几次手电光。门锁很快就被捅开了,当我们推门踏进牢房时,一股恶臭扑鼻而来,说不上是什么东西发出的气味,也许是汗,也许是尿,也许是脚丫子,或者是三味混臭。房内的景象也使我们吃惊不小,一盏高高装在屋顶横梁上的小灯泡泛出暗淡的光,靠左右墙壁是两排大通铺,十几个人卷缩着挤在上面。

有人醒过来,茫然地看着我们,更多的人醒过来,疑惑地看着我们,一个个睡眼惺忪,不知所措。守法就睡在门旁的通铺位上,看到我们也大感意外,他一骨碌翻身跃起,正想发问,我急忙对他说:

“走!快跟我们走!”他二话不说就跟着我和东德出了牢房的门。

我转身扣上门,重新锁上,这时,我们原先没有估计到的事发生了,牢房内的那十几个“囚犯”不约而同地大声喊叫起来:

“有人跑了!快来人啦,那个知青跑了!”边喊还边用手掌使劲地拍打着壁板。

这下可把楼上所有的专政队员惊醒了,只听见楼上传来一阵急促的哨子响,接着就是命令声、跑步声、枪栓声,所有能亮的灯都亮了。我们三人慌忙逃出小门,我顺手把门一带,弹簧锁砰的一声自动扣上。面对这眼前这一片开阔地,我们明白,要想离开专政队,必须担当风险了,因为开阔地已经被楼上专政队员手电光照住,我猜想,他们手中的枪也应该对准这片开阔地,果不其然,这时听到一个队员大声喊活:

“你们别想逃走,子弹可不长眼睛!老老实实呆在门洞里!”

究竟他们会不会开枪?我们估摸他们不敢,他们都是复退军人,没有命令不敢造次,但谁能保证他们中有个把愣头青,手痒了趁机过把射击的瘾呢?还是躲在门洞这个死角保险些。这时,我们听到刘队长在大声地喊电话:

“喂!革委会值班室吗?赶快报告王主任,有人劫牢了!…… 什么?…… 犯人都已经被劫走了!…… 什么?…… 是知识青年!…… 什么?…… 估计有二三十个人!他妈的你别罗嗦了,赶紧通知王主任,叫他带一个基干民兵排来!要快!”

坏了,事情闹大了。王主任是管治安保卫群众专政武装基干民兵的革委会副主任,他要真把我们当作劫牢犯给逮了,一上纲上线,我们不就成了现行反革命?我和东德商量后,觉得不向他们坦白已经混不过去了,东德只好朝楼上喊道:

“老刘,别误会!我们是XXX、XXX ……”

“我猜也是你们两个,”刘队长打断道,“白天来明的,夜里来暗的,你们真是胆大包天,竟敢来劫牢……”

“我们不是劫牢,”一听到刘队长又把事情定性为劫牢,东德赶忙解释说,“我们只是想让我们的朋友到我们那里住一夜,明天再送回来。”

“放你妈狗屁!”刘队长骂道,“人被你们劫走了,明天还会送回来?你以为我是三岁小孩?”

我一听刘队长骂人就火,忍不住也大声回骂道:“你他妈嘴巴放干净点,大家都是朋友,你别翻脸不认人!”

“朋友?”刘队长冷笑说,“你们把我当朋友了吗?你们把人劫走,我怎么交待,你们不是让我犯错误卷铺盖走人吗?”

他说的也在理,我一时无话可应,只好求他说:“要不这样,老刘,你叫人把门打开,我们进屋跟你说清楚,我们之间可能有误会。”

“不必了,鬼知道你们有多少人,放你们进来我可招架不了。”

守法看到这样僵持下去不是办法,对我们说,果真等到王主任带人增援,也会把我和东德抓起来关进去。本来想救一个出来,到头来反而多关进两个,不但连累了我和东德,还做了偷鸡不着蚀把米赔了夫人又折兵的沮丧事,岂不更窝囊,于是他朝楼上喊道:

“刘队长,我就是原先被你关起来的知青,你看这样行不行?你开门,我回牢房去,让XXX、XXX走。”

“ 晚了,我已经汇报了王主任,他已经在路上了,你们的事交给他处理吧。”

正说话着,不远处出现几束晃动的手电光,几个黑影朝我们走来,只听王主任喊道:

“刘XX,出了什么事,半夜三更的折腾人,谁劫牢了?人在哪儿呢?”

“在墙根下,王主任小心点,他们人多。”

“人多怕什么,他们还敢打我?反了他们。”

王主任并没有带一个民兵排来,只带几个持枪的民兵,他虽然肩上也挂着一把盒子炮,但没有掏枪在手。他走进门洞,看到我和东德也在,奇怪地问:

“你们怎么也来凑热闹,犯人在哪里?劫牢的人在哪里?不是说二三十个人吗?都跑啦?”

“我们就是劫牢的人。”我和东德几乎同声回答。

“开什么玩笑?你们俩?劫牢?抢犯人?”王主任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。

“我们不是劫牢,更不敢抢什么犯人,我们的朋友也不是犯人。”东德辩解说。

我们把事情经过简要地向王主任叙说了一遍,这时,刘队长也下楼开门出来了,王主任看见他显然没好气,说:

“你不是报告说有二三十个知青劫牢吗?人呢?知青偷鸡摸狗也关进来,你管饭呐?”

“不就是想给他个教训吗?教育教育他。”

“教育就一定要拘留吗?你那个破牢房能关得住他们?你这不是没事找事吗?放了他!”

“事情都是XXX、XXX闹出来的,”刘队长急了,“他们也太无法无天了,不但不能放了那个知青,还要追究XXX、XXX的劫牢行为,也把他们关进来。”

“把他们也关进来?关哪儿?关你楼上跟你一起睡?他们都是公社宣传队的人,你还怕他们跑了不成?你要抓要关他们,不也要跟政治处说一声?好了,天不早了,大家都被你折腾累了。这样吧,你把那个知青再关回去,明天早上,不,是今天早上放他走。”王主任做出决定,又对我们说,“你们也回去睡觉,明天,不,是今天,你们再到专政队来,跟小刘把事情说清楚。就这样。”

刘队长虽然还愤愤不平,但也没办法,恨狠地把守法又关进牢房,悻悻上楼去了。王主任带着人走了,我和东德也回住处歇息。什么事都没解决,白忙乎了一夜,还留下再去专政队“说清楚”的尾巴。

按计划安排,宣传队今天早上出发下乡演出,我和东德不得不早早去了专政队。我们也知道,王主任只是说说而已,我们不去,他也不会计较,刘队长也无法拿我们怎样,但我们担心刘队长会因为夜里的事故意刁难守法,不放他走,因此也就去了。刘队长看见我们两个这么主动就来,很是得意,他说守法一早就让他走了,怎么没去你们那里?看来他也不怎么仗义,你们那样豁出去帮他,他也不去说声谢谢?我说,你别啰嗦,他走了就好,我们也该走了。说完我和东德扭头就想离开。

“站住!”突然,刘队长大喝一声,“你们不能就这样走!”

“你想怎样?”我问。

“你们要写一份检查。”

“什么检查?”

“对昨夜的错误作检查。”

“老刘,你别得理不让人,大家都是朋友,说清楚了不就结了?还写什么检查,你这不是为难我们吗?”东德想缓和关系,和气地说。

“不行!”刘队长态度很坚定,“朋友是朋友,不过你们是犯罪,是反对无产阶级专政……”

我气不打一处来,没等他说完就骂道:“你放屁!你扣什么帽子,我们不怕!”

啪!刘队长重重地拍着桌子,大声喊道:“XXX,你太放肆了,这里是群众专政队,不许你撒野!”

啪!我也拍了桌子,高声叫道:“就你会拍桌子,我也会。你耍什么态度,你算老几?”

听到我们和刘队长吵起来,专政队员都围了上来,有的还提着枪。我看到他们围上来,觉得这时更不能服软,耍赖地说:“有本事就把我们绑起来,关起来,拍桌子大喊大叫算什么!”

“你们这些知青太狂了,你以为我不敢?”刘队长气急了,说着就想动手。

我已经准备踢翻跟前的这张隔开我们和刘队长的桌子,如果我踢了,局势可能更不可预测会如何恶化,正在这紧要关头,突然楼外传来叫唤我和东德的声音:“XXX、XXX,你们还在里面磨蹭什么,全车的人都在外边等你们呢,华部长都等生气了。”

华部长是公社武装部副部长,北方人,身高马大大腹便便,随部队南下时已经是营级干部,转业到地方后,因为生性好色,加上一些女人的投怀送抱,使他老犯男女错误,几次被处分降级。不过,他官变小了,色胆可没变小,照样上不检点女人的床,有时完事后,手枪还拉在人家床上,那些女人还得送回他家。华部长的老婆是跟着他南下的北方农村婆娘,对他男人的这些事早习以为常麻木不仁,好几次华部长不在家,别人送回手枪,也只是尴尬地苦笑收下。因为华部长跟太多的女人有那种关系,当地老乡送给他一个外号叫“华猪公”。

公社宣传队成立后,调来了几个如花似玉的女知青,华部长这只老黄蜂自然闻到了花香,经常有事没事地找借口到宣传队来。面对那些女知青,他还不至于太放肆,只是喜欢与她们们打情骂俏,过过嘴瘾眼瘾罢了。为了能有更多的时间与她们在一起,这位部长还经常不务正业,带宣传队下乡演出。我们当然乐于跟他下乡,因为这位部长虽然名声不好,目前的职务也不高,但他毕竟是老革命,资格还在,气派还在,官威还在,基层干部还敬他三分,最重要的是,有他和我们一道下乡,有车接送,尽管只是公社唯一的那台解放牌敞篷卡车。

当华部长得知我和东德是因为刘队长要扣留才走不了时,气哼哼地从驾驶室下车,喘吁吁地向专政队走来,肩上挎着的那把经常忘在女人床上的手枪,在他那肥墩墩的屁股上颠来颠去。他进屋就冲着刘队长骂道:

“好个你刘XX,你拿鸡毛当令箭,屁大点的事小题大做,马上放人!”

“华部长,他们是……”

“什么重要?是宣传毛泽东思想重要还是你的事重要?我的话在你这里不管用是吗?”

刘队长再也不敢吭声,我和东德乘机走了。

我和东德劫牢的事就这样不了了之,这场风波也就此平息,只是在刘队长多次恳求下,我和东德为他们写了事情的经过。在那个时代,有时不经意做了一件小事,如捡破烂的撕掉一条旧标语,被人上纲上线,有可能上升到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现行反革命事件;有时你捅个大漏子,象我和东德的劫牢行为,没人计较,有权势为你说话,也就啥事没有。自那以后,我和东德跟群众专政队断了来往,少了个吃喝玩乐的地方,后来听说刘队长离开了专政队回村继续务农,我猜想,他在地里干活时,也许还会一边发着“为谁而锄”牢骚,一边回忆着抓人关人审人的日子。不久,宣传队解散,我们也回到了本大队。不到一年,东德上调回城,我去公社中心小学当民办教师,几年后也回城分配工作。

守法那次不辞而别后我再也没有见过他,后来听东德说他也上调回城分配到一家布店当收银员,不久因贪污布票被辞退。改革开放后,守法大显身手,当起了帮人偷渡去海外的蛇头,据说他在这条道上还很讲信用,人蛇如偷渡不成功,全额退款,正因如此,生意很不错。总之,跟他的名字相反,也跟我们循规蹈矩的普通人不一样,守法总在不守法的人生路上走着,能走多远,我们不知道,也许,他自己也不知道。

 

2012年12月5日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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